作为中国半导体产业教父般的存在，张汝京每一次的出现几乎都会引发半导体圈的热议。11月28日，现身在海口的张汝京，他的新身份是海南航芯高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创始人与总顾问。当天的一篇题为《海南：布局“芯”产业 引育“芯”动能》的稿件中，引用了张汝京的一句话：“汽车芯片、航空芯片等几乎都在整机大厂生产，但国内很少，于是我们提出了CIDM的概念。”张汝京口中的「CIDM」，即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CIDM，Commune IDM），既是半导体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也是张汝京自己认为的一种「最适合中国」的模式。过去，Fabless仅做研发与设计，将生产外包给中芯、台积电这些Foundry。IDM则针对垂直整合，门槛高，设计和生产都做，利润也因此比只做单一环节的都高，三星、德州仪器均是这一模式。张汝京口中的CIDM模式一方面通过大量芯片设计企业入股的方式，可以共享人才等资源。另一方面，由于CIDM模式面向客户生产，可以根据设计公司的实际需要合理规划自己自身的产能，灵活性更强，风险也更低。用张汝京自己的话来说：“CIDM的优点是大家共同拥有的，资源共享了，风险分担了，协同能力大增，有很多好处。”最初将这一设想投入到具体实践的时间点是在2018年，彼时，张汝京辞去了自己在上海新昇半导体科技的职位，创办了中国首家CIDM企业——芯恩。但他没有就此停留。四年之后，74岁的张汝京选择从芯恩离职，随后加入了积塔半导体。这家成立于2017年的半导体企业，在3个月前刚拿到了一笔135亿元的巨额融资，彼时估值已达到了300亿元。而身为执行董事、积塔学院院长的张汝京，如他过去每次创业一样，公开为这家企业站台，对外讲述中国半导体产业所面临的挑战，不厌其烦地解释「何为CIDM」，对内则振臂高呼「诚信、创新、卓越」等价值观。这是留在他身上的，从德州仪器一路而来的训练，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身上难以磨灭的烙印。
如果从2000年舍弃一切北上建厂，创办中芯国际算起，52岁的张汝京往后的人生已注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芯酸史交织在一起。他既需要在每一次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毅然出山——无论是中芯国际的创立，还是新昇半导体结束大陆零大硅片历史，芯恩的CIDM实践，还是专注在特色工艺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积塔半导体。也总是出人意料地在企业发展最关键的时刻，挥手告别。从中芯国际、新昇半导体、芯恩到积塔半导体，从中国台湾到上海，从上海到青岛，再从青岛回到上海，75岁的张汝京回到了他开始创业的地方——那个时候，被时代选中的中芯国际在张汝京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追赶之路，在全球产业链中摸索着自己的位置。如果将时间往前拨，从出生时算起，张汝京从襁褓中随父母来到中国台湾，并长大成人，一生都在一条隐形的钢丝上行走着——他既需要利用自己长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美籍华人身份寻求中国半导体产业最快速成长的「最大公约数」，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忍受非议、无奈与矛盾。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是2019年，当时还在芯恩的张汝京，以一口略带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向澎湃新闻记者反复强调。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中芯国际是被时代选中的企业，张汝京又何尝不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他的人生原点、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亦或是他所处的时代，注定了他无法如其他人一样置身事外。也正是这种「必须要参与」的使命感，让张汝京决定一次又一次创业，将外人眼里的波折与遗憾当作是身外之物，他觉得这些遗憾，只是「小水花」或者「一个涟漪」，「在永恒里面这都可以忽略」。某种程度上，从艰难起步再到从产业链突破卡脖子的困境，张汝京的个人命运与中国半导体的命运互相书写，也互相依赖。而所谓的「芯片战」，本质上也就是一种更宏大层面的「互相依赖」，不仅依赖政府、资本、企业与生态的开放扶持，更依赖芯片领袖们的信念与抉择。被时代选中的「Richard Chang」
和曾经的「老领导」张忠谋类似，除了中芯国际外，张汝京最常提起的一段经历就是自己在德州仪器的那段时光。1977年，张汝京来到德州仪器时，他或许不会知道，自己会成为这家企业发展历史上最出色的两个华人之一。另一个比他更早崭露头角的便是张忠谋，他在1972年已升任德州仪器副总裁，成为公司的「第三号人物」。命运的安排时常令人感到难以琢磨，在中美关系全面走向正常化的那段时间里，未来主导双方那场轰轰烈烈「科技战」的两位关键人物，就这样相安无事的同时供职于美国西南部的一家年轻公司里。张汝京(左)和张忠谋(右)都曾在德州仪器工作，张忠谋善于铁腕管理，张汝京被称为「建厂高手」所幸，时间的齿轮还未曾飞速转动，在当时，29岁的张汝京和46岁、「官运亨通」的张忠谋之间并无太多的交集，距离他们二人真正的交手还要在等上五分之一个世纪——也就是2000年，台积电宣布收购世大半导体（简称：世大）。而对于彼时的张汝京来说，二十年的德州仪器时光里，有两件事曾经深刻改写了他的命运。一是进入了德州仪器的核心部门，成为「集成电路发明者」之一的杰克·基尔比所领导的DRAM团队，这让张汝京不仅接触到了当时最顶尖的半导体技术，也为后来的建厂打下基础，同时，基尔比本人对技术的热情与执行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张汝京后来回忆：“德州仪器的工作环境很好，很多人愿意教我，实在是受益匪浅。基尔比不仅会做事，脾气也实在是好。”他至今还珍藏着和基尔比的合影。杰克·基尔比是集成电路的两位发明者之一，他既是张汝京的领导，也是张忠谋志同道合的朋友二是建厂经验的沉淀。在研发部门呆了几年后，张汝京转型运营，跟着当时世界顶级的芯片工厂建设大师邵子凡博士，先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参与建造和管理过10来家晶圆工厂，被同行称为「建厂高手」。「建厂」看似是一门基层工作，但却有着一套自己的哲学。一方面，参与者需要对技术有着深入的理解，产线的设计、产能的规划、设备的引进与排布，都需要大批工程师的配合。另一方面，要了解本地化运营，理解当地工人的需求，算好成本账。张汝京无疑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一方面，得益于其在基尔比和邵子凡手下的技术与运营沉淀，另一方面，则是刻在张汝京骨子里的「建厂基因」。公开资料显示，张汝京的父母都有工厂工作的经验。在进入德州仪器前，张汝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做染料的化工企业做工程师，在做「工头」阶段，张汝京已对工厂和工人有了深入的接触。张汝京在德州仪器「建厂高手」的荣光只是一条摆在台面上的明线，另一条暗线是Richard Chang（张汝京的英文名）一直都想把工厂开到中国大陆去。这源于父辈给予他的一种天然身份认同感，张汝京后来回忆，父亲张锡纶时不时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能到大陆建厂？父亲的问题贯穿他的前半生，也最终成为他创办中芯国际，被时代选中的关键推手。在张汝京思考着如何到大陆建厂之时，国内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产业正经历最激进、最焦虑的时刻。改革开放后，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意识到半导体产业的差距，为了短期内获得效益，大量工厂引进国外技术和生产线，此前自主研发的思路逐渐被购买引进别人淘汰的技术所替代。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我国芯片产业陷入了「越引进-越落后」的恶性循环，已全面落后日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部委组织了「三大工程」（531工程、908工程、909工程」，希望通过「集中投资攻关」大力出奇迹。1996年，电子工业部拜访德州仪器时，负责接待的张汝京给中国官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上马「909工程」时，电子工业部也曾给张汝京打电话，力邀他担任总经理，但彼时张汝京正在为德州仪器建设泰国工厂。直到一年后，张汝京从德州仪器提前退休，他也没有忘记电子工业部的邀请，他曾与当时同样寻找进入中国大陆市场机会的陈正宇一起改造承担「908工程」的无锡华晶。当时，张汝京带着中华开发的钱和一个团队来到了无锡，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任务，思索在无锡建厂的计划。（编注：中华开发成立于1959年，前身为中华开发工业银行，在中国台湾地区投资界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其主导成立了世大。）但好景不长，199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一通电话改变了张汝京的建厂计划。“Richard，你要马上回来，要罚中华开发了。”张汝京后来回忆道。彼时，贸然在中国大陆建厂不确定性太多了，因此张汝京只能选择回到中国台湾地区，担任当时世大半导体的总经理。「建厂高手」再一次凭借着自己的魄力，用了三年时间让世大实现盈利。那时，张汝京也已提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明确计划，计划第一厂和第二厂建在中国台湾，之后的第三厂到第十厂在大陆投资建造。但厂究竟建在哪里？这对张汝京而言，是一个大问题。张汝京过去在中国大陆考察了许多地方，但由于他自己没有多少钱，甚至被有些地方的人怀疑是「骗子」，他最初的设想是在香港，为此还拜会了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一个名叫江上舟的官员选中了张汝京。彼时，从海南调往上海，担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江上舟得知张汝京正在筹措建厂的消息时，热情邀请张汝京来上海考察。2000年1月，张汝京来上海时，上海四套班子全部出动，张汝京由此决定将自己的建厂计划从香港移至上海。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打下第一根地桩“如果没有江上舟，我早跑了。”张汝京后来这样回忆。但与其说是江上舟选中了张汝京，不如说是时代选中了张汝京，在余盛版的《芯片战争》中提到，江上舟曾称赞张汝京是「知本家」，背后有三重深意。一是张汝京是懂「技术之本」的人。从德州仪器到世大，张汝京经历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周期，也深知中国半导体产业技术的薄弱所在。而作为「建厂高手」，他也知道，半导体工厂也是典型的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工厂，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技术人员，再多钱也建不来工厂。因此，张汝京很早就知道组建人才的重要性。彼时，德州仪器到新加坡建厂，张汝京就在中国大陆招聘了约300人，其中就有数十人后来跟随张汝京前往上海创业。二是张汝京是懂「资本偏好」的人。知技术之本才能吸引资本。创立初期，张汝京曾跑遍中外，拿到了十多家公司的投资，同时为了避开《瓦森纳协定》对中国先进技术的禁售，中芯国际在原始股权架构上也巧花心思，形成包括汉鼎亚太、高盛、华登国际、祥峰投资等外资股东为主的架构，但也确保了这些外资股东由于股权较为分散，并未影响张汝京实际的话语权。三是张汝京是一个「知本源」的人。父辈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已不用多说，张汝京本人曾说，在1980-1990年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召，就是「要到中国大陆为集成电路技术和产业做贡献」。与此同时，这种躁动也在更多的华人圈中蔓延。据当时一位跟随张汝京回国创业的员工回忆，华人同事们开始在一些聚会或者工作中讨论回国的事，但很多人困于自己势单力薄，犹豫不决，只差一个人来振臂一呼。2000年初，回到美国半导体人才的张汝京，所到演讲之处，会场挤满了两三百人。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台下的人发问：“作为一个台湾地区长大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美国和台湾优厚的待遇放弃，回大陆服务，你们是大陆陪养的，难道不要回去吗？”一位博士听完张汝京的演讲，最后一边流泪一边对自己的太太说：“还是回国吧”。2000年，这位博士选择离开美国，跟随张汝京加入了中芯国际，后来他为半导体代工行业服务了15年。可以说，张汝京带动了台湾地区半导体工程师前往大陆工作的潮流，当时中芯国际三分之一的工程人员是从中国台湾和国外雇用的，其中不少人是他在德州仪器和世大时的旧部。中国半导体产业需要这样一个「知本」的人。就像是克里斯·米勒在他的那本《芯片战争》所提到的：“如果有人能在中国建立芯片产业，那就是张汝京。他不会依赖裙带关系或外国援助，世界级晶圆厂所需的所有知识都已经在他的脑海中。”一生走钢丝的「连续创业者」
在中国半导体行业，提起张汝京身上的标签，除了「中国半导体教父」，「连续创业者」则是另一个绕不开的标签。很多人将他的连续创业视为一种信仰与追求，因为如果沿着他的创业图谱，你会惊讶地发现，与中芯国际的创业历程类似，每一次的创业，张汝京几乎都将战斗的矛瞄准了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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