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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张汝京，半部中国芯酸史（下）

因为在2009年这一年，受行业景气度下滑与大客户奇梦达的破产，中芯国际收入大幅下滑，产生了9.6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在这样的境遇下，台积电的两次诉讼无疑是让中芯国际陷入了至暗时刻。根据方正证券的统计，自2005年起，中芯国际前5年每年支付的3000万美元赔偿支出均占中芯国际研发支出的30%以上，这大大削弱了公司的研发投入能力，而2009年的第二次诉讼和解所引起的损失占当年经营收入和利润的大约30%，是当年研发支出投入的约2倍。同时，和解条款也限制了中芯国际对于先进技术资料的使用。

对当时的中芯国际而言，意味着其彻底失去了研发投入与持续扩张的能力，而张汝京也因此引咎辞职。

同中芯国际的这场别离，几乎成为了他今后历次创业的结局缩影。冥冥之中，类似挥手作别的场景，仿佛宿命一般，注定还要在他的身上反复回响。

而从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张汝京的每一次离开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寻求博弈的结果。他的身份、认知以及经验，决定了张汝京一生都要漂泊在这根政府、资本、技术、文化力量相互斡旋的钢丝绳索上，他像表演者手中的那根平衡木，始终竭尽全力在维持着整个体系的平衡，直至演出者行至终点，悄然滑落。

这些围绕平衡的博弈里，最直接的波动来自政治。

芯片行业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中芯国际自创业以来所遭遇的审查与技术封锁几乎贯穿张汝京时代始终，他一直需要想尽各种办法绕过美国政府的封锁。

2001年，中芯国际向美国应用材料公司购买双电子束系统时间，被美国政府冻结出口许可，只能从瑞典购买。为了取得从美国进口设备的出口许可，身为基督徒的张汝京前往美国四处游说，还找齐了全美五大教会为他做人格背书，同时承诺中芯国际的产品只用于商业用途，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美国才出具了出口许可。

有了类似的前车之鉴，此后，IBM同意在45纳米领域与中芯国际合作时，张汝京当天就命人送来了一人多高的资料，只为避免对方反悔。

另一边则是中国台湾的阻挠。中芯国际在快速扩张时，台湾当局曾三次对其进行罚款，累计达1500万元新台币，后来甚至将张汝京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

第二重的博弈则是在资本。

如上文所提及的，中芯国际在创立之初为了避开技术禁令，在股权设计上采取了海外资本为主，但股权分散的架构。中芯国际的首批投资人中，有来自海外的高盛、华登国际和祥峰投资，来自中国台湾的汉鼎亚太，以及国资背景的上海实业、北大青鸟。

因此，内部也分为了三个阵营。有着国资背景的大股东，想要借助中芯国际扶持本土产业链；中国台湾的高管则是希望张汝京如台积电一样走向全球化；而海外资本则更关注何时盈利以实现更好地退出。

在张汝京原本的构想中，分散的股权设计确保经营的独立，他自信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随着中芯国际快速的发展，可以实现「既要、又要、还要」，但事实上，这是一道根本无解的题。

以海外资本为例，他们思考的是寻找更好的退出时间进行套利。但站在张汝京产业报国的立场上，他对外资有着天然的怀疑。当时，有私募基金提出收购时，张汝京就评价：“私募有很灵活的操作方式，给的价格也很优惠。一旦被他们控制主导权，多半是分拆出售。”

而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管们和政府背景的国资派则有着更明显的两套利益诉求。

前者想要「先做强，后做大」，扩张前提是能够盈利，必须先在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后者则是想要「先做大，后做强」，先借各地政府优惠政策、产业优势，扶持中国本土产业链快速崛起。

张汝京选择的是先做大。他一方面主导了中芯国际的菱形布局，在上海、北京、天津、成都、武汉各地建设新的产线，但代价是摊子太大，短期无法看见盈利。同时，为了快速地跟上整个国际半导体市场的产业升级，张汝京选择打破生产节奏，8英寸生产线尚未折旧完，就大笔投资12英寸生产线。而建一条普通12英寸线的成本高达15亿美元，这笔钱在当时足够建造半艘航空母舰。

张汝京在后来认为，如果不投12英寸生产线，中芯国际将是中国大陆所有半导体公司中盈利最好的公司之一。但市场规律又告诉他，逆周期投资是一场勇者的游戏。“但是，不做12英寸中芯国际有前途吗？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有前途吗？”他不能说服自己。

我们无法带着后视镜站在当时的角度评价两种模式的优劣，但在当时对于以盈利和量产为优先级的资本来说，他们显然无法能感同身受张汝京的境遇。

第三重的博弈则来自人才。

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与张汝京渊源颇深的，另一位同样被称为「半导体教父」的张忠谋。

与台积电的两次诉讼，本质上反映出的并非是「二张」间的个人矛盾，而是芯片行业的「人才竞争」。张忠谋对张汝京唯一的抱怨，可能就是当初张汝京从世大带走了一批老部下，还从台积电挖走了100多名工程师。张忠谋曾公开抱怨：“台湾的人快要走完了。”

两人在德州仪器的经历，让他们都认识到一套严格的美式管理办法以及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例如，张忠谋以诚信正直（integrity）、承诺（commitment）、创新（innovation）、客户信任（customer trust）这四种核心价值来约束台积电，而中芯国际的价值观则是「诚信、客户服务、质量、执行、创新、团队」。

张汝京也自然在中芯国际尝试将这套价值观进行本土化改造，当他带着全球各地优秀的工程师来到上海时，提出了「每个师傅要教两个学生」的口号，进而带动本地工程师能力的提升。张汝京在后来回忆：“现在国内做半导体的人，很多是中芯国际培养出来的。”

开山祖师「仙童半导体」的起伏故事，已经向所有人清晰的表明，在半导体行业，尖端人才的去留会如何决定企业竞争力量的此消彼长，张忠谋的恐惧或许正是来源于此。尽管对张汝京并没有过多的公考评价，但一个细节表明了这位老人对人才的理解。

他曾公开评价自己手下另一位半导体行业的关键者梁孟松，梁曾在2017年加入中芯国际，是台积电的旧将：“我对梁孟松一直是有好感的，唯一让他的好感打折的原因，是他好像跑来跑去的。”这段令人浮想联翩的评价，似乎在不露痕迹地传递张忠谋的某种态度。

不过对张汝京而言，与台积电的博弈在他离开中芯国际后，似乎已经远去，这道难题被留给了包括中芯国际在内的国产芯片制造商们。

很多年以后，张汝京总会时常回想起初到上海的日子。他记得，当时有一位领导这样跟他说：“张博士，你们做的这个项目没有人做过，你往前走的时候到处都是地雷，你停下不走吗？没关系，我们绕着走。”

2000年，张汝京终于实现了北上建厂的愿望，中芯国际和上海张江成为他创业的原点这段话给张汝京带来了很大的启发，这之后的日子里，每当面临挑战和困难，他总是尽力克服，实在无法克服，就绕开它继续向前。「博弈」是张汝京人生的命题，他总是需要在各方势力间寻求平衡，如果不能，就选择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放弃」与「离开」对张汝京来说，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无奈的成全，而成全是为了更好地向前。

理想主义者「张汝京博士」

还在中芯国际时，张汝京的办公室里没有豪华的陈设，只有一个他最珍贵的「宝贝」——一个陈列着晶片的镜框。来这里采访张汝京的人，总会被他拉着讲述这些晶片的故事。当年《浦东时报》的记者这样写道：“外行人看来不过是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但在张汝京看来，每一片都是他的心血结晶。”

张汝京穿着芯恩的工作服，展示他的「宝贝们」

现在，人们多是称他为张汝京博士。作为基督教徒，在采访中张汝京也喜欢用《圣经》里的句子作为回应。

被问到信念，他回应：“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圣经申命记33章25节）。我们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力量，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越过这些困难，把生活过得有价值。”
被问到「如何不生气」，他回答：“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以弗所书4章26节）。”
被问到了「为何七十多岁，仍在创业时」，张汝京的答案是「因为上帝的呼召和祖国的呼唤。」

作为对比，在张忠谋位于台北办公室的墙上，则是挂满了与世界领导人的奖项和合影，他的名字被全球半导体联盟用以设立奖项，先后六次作为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这些峰会的报道文章中，许多当地的媒体甚至叫他「张领袖」，第一批属下总结过他的嗜好：「穿西装，喝红酒，抽雪茄」。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很多后来描述张汝京个人生活与创业经历的文章中，一些只听过他的名字但并不熟悉他的人，在接触以后会发现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业界大佬过的是一种「不爱热闹」「简单规律」「约束自己」的生活。

在中芯国际时，曾有中国台湾的朋友来上海拜访张汝京，回去就跟当地媒体评价：“Richard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

后来在芯恩，张汝京在青岛每天的日程安排可以精确到半个小时，有记者去采访他，早上九点半见面时，他已经结束两个会议，十二点采访结束后，只给自己留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后来他的助理回忆，张汝京对物质生活毫无追求：“出差坐经济舱，酒店干净就行，午饭常常是一碗青菜一碗饭”。

芯恩时代，张汝京在青岛工作，芯恩是中国首家以CIDM模式运作的公司

这种节俭是他在德州仪器时就留下的习惯，很早张汝京就给别人留下了「省钱」的印象。

1998年7月，当时张汝京和几位海外微电子资深专家访问上海，专家们入住宾馆时，其他人都加了10港币换到可以欣赏黄浦江景的房间，但只有张汝京一个人没有换。

在中芯国际时，他也将「省钱」发挥到极致。凭着对半导体行业周期的理解，他大胆进行「逆周期投资」，趁在行业低潮期购入高性价比设备，然后通过老师傅带徒弟维修，以增加员工对设备的熟悉度，一举多得。中芯国际一厂主厂房上梁时，张汝京只花了20元放了1000响鞭炮来庆祝。

跟随张汝京一同创业许多人都承认，那些省钱的日子，在当时看来是很苦，但却是一段少见的非常理想主义的日子。也正是这种理想主义，驱动着很多人至今围绕在张汝京身边，他每一次创业项目都有老朋友义无反顾地前来支持，这些人来自德州仪器、英特尔、三星电子、英飞凌、台积电、联电、富士通等一系列在行业内有着赫赫声名的品牌。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格魅力，不计较个人得失，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动。一位从中芯国际后跟随张汝京来到芯恩的员工在第一次见到张汝京时这样评价：“第一次对话就感到，他不把这份工作当做赚钱的工具，而是视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自己的使命。”

与张汝京相识二十余年后，也在当时加入芯恩担任高管的季明华评价张汝京是一个「从不灰心」的人。“不管遭遇困难还是失败，只要是要做的事情，他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做，直到成功。”

张汝京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2021年在接受《财经十一人》专访时，他说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发展有很多优势，一是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二是中国有充沛的人力，三是民间资本和政府在资金上逐渐加大的支持力度。他同时提到，应鼓励民企和国企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共同为中国半导体做贡献。

他的信心不无道理。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买家，而且具备成为最大芯片产地的潜力。全球半导体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里诞生至今，经历了三次大迁移，从美国向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则由中国大陆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迁移。

但在政策扶持、产能转移的大势面前，挑战依旧现实，半导体产业越来越成为一个烧钱且需要举国之力托举才能进行的游戏，据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晶圆厂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达35%，较2021年的21%有大幅提升，但依赖进口依旧严重。

这或许是至今张汝京仍不下牌桌的原因所在。在被问到中国大陆应该学习哪一种模式时，他说：“我认为都要学，因为中国很大，我们要把几个地方的优点都学来。”

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恩怨、争议与无奈，都与张汝京无关，更多的场合他提到了「上帝」，但《圣经》中没有关于半导体的内容，张汝京却有着传教士般的热情，他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将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带到中国大陆。

文章来源：硅基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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